我们有很多报道的禁区，怎么去应对呢？ | 一席第387位讲者陈杰
2014年7月，陈杰辞去《新京报》摄影部主编一职，回到一线做摄影记者。此后两年，他的行程达到30多万公里，做了大量重大环境问题的报道。
大家都要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这样才能够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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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陈杰，是《新京报》的首席记者。先来说一下这张照片。
这张照片是我在2004年底拍摄的，是在河南上蔡的一个艾滋病村。当时我想拍一张卢广镜头下的那种悲惨的艾滋病的孩子。
这个女孩九岁，叫吴素敏，她的父母亲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了，她也携带了艾滋病毒，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。她的家是什么样的呢？土夯的房子，一半倒掉了，房子里面有一张床，上面堆着乱七八糟非常脏的衣服。孩子就靠一些亲戚给她施舍点食物活着。
我拍完这张照片就走了，后来这个报道也发出来了，这张照片也得了很多奖。
大概在几个月之后，有一天，同行的文字记者跟我讲，她说这个声音像猫一样的小女孩去世了。当时我的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。实际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完全可以以我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，比如说我找人资助她，让她有吃的、让她有住的等等。但我选择了走开，我的镜头是非常冰冷地走开的。
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视着我，一直在诘问着我。她让我从一个懦弱的摄影师、新闻工作者，变成一个坚韧的新闻工作者；从一个没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，变成真正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。
在当记者之前，我在部队当了五年兵。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兵王，所谓兵王就是各项技能最出色的，千里挑一的，大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、三等功、优秀士兵，荣誉很多。后来我还是选择到地方去，做我梦想的记者。
2003年《新京报》在北京创刊，我就从地方到北京应聘。当时面试我的是现任的总编王跃春。她十几秒钟就把我精心准备的剪贴本和获奖证书翻完了，瞄了我一眼，说“你就这些？”我当时非常的绝望，觉得自己没戏了。她又问我还会什么，我咬咬牙说：“我身体好。”我说我一个小时能做1800个仰卧起坐，练过格斗，曾经抓过小偷、斗过劫匪，帮助警察抓过嫌疑人——到现在还是这样，前前后后有十几个这样的例子。当时她听了以后说：“哦。”
然后我就收拾剪贴本，非常绝望地离开了报社，买了张火车票就离开了北京。车到石家庄的时候，社办的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，她说王总让你来办入职手续。就这样，我成了《新京报》的一名摄影记者。
多年以后，王跃春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跟我讲，她说为什么当年选择让陈杰进入《新京报》呢？她就看中了我的身体好。她说《新京报》创刊的时候，在北京肯定很艰难，需要一个敢打敢拼的人来打开局面。王跃春选择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从2003年我进入《新京报》之后，到2004年、2005年，国内发生的空难、海难、矿难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，我总是最快速度出现在第一现场，是拿到独家新闻最多的记者。北京的媒体一听说我在现场他们就特别紧张，他们甚至会派很多记者来盯梢我。
2005年7月份的时候，视觉部主编跟我说：“陈杰，我太累了。”他带了70多个人的团队。他说你帮我管理摄影部，当视觉部的副主编，分管20多个摄影记者。我当时一听：这么快就当官了，其实我觉得挺开心的，而且待遇也好。后来我从副主编到主编大概经历了九年吧，这九年里面我生活得并不快乐。因为我渐渐离开了一线那种激情澎湃的时光。在这个九年过程中，我不断地给自己戴上枷锁，患得患失，内心懦弱，很多东西觉得被掏空了。
大家知道，记者一定要在一线，长期在一线历练的时候，他才有自信。中国媒体有一个怪现象：一般的记者，比如说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，你在报社里面干得很好，两三年就可能当个副主编，有一些可能到其他的工作岗位或者是当主编等等。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线记者断层的现象：很多优秀的记者到管理层之后，一线就缺乏优秀的记者，一般都是新来的大学生到前线跑。
所以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，我选择了离开主编的岗位，回归到一线做摄影记者。迄今为止，在两年的时间里，我的行程达到30多万公里。几乎把国内走了两遍，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。
我离开管理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腾格里沙漠污染的报道。腾格里沙漠是在宁夏、内蒙古和甘肃三省交界的地方。腾格里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纪残留水，下面的水都是通的，非常珍贵，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丰富的。在沙漠交界的地方，这三个省在比学赶超地建工业园区。这些工业园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，不做任何的处理，不仅污染了地下水，也威胁着8公里之外的黄河。而且这些工厂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后，会造成地下水下降，对本来脆弱的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危害。
环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，环保、司法、媒体都知道。但是因为它背后巨大的利益链，没有人能撼动。在2014年8月30号的时候，我决定要触碰一下这个禁区。我徒步从腾格里沙漠腹地进入到这个地方。我平时经常跑一万米，成绩到现在还非常好，40分钟多一点，所以我的体能非常好。尽管沙漠到这个地方只有三公里，但当时这三公里我其实是跑的。因为天快黑了，如果黑下来我就拍不了照片了。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员撤走的时候往里去的，为了赶这个时间拼命跑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。后来央视播的我的那个视频，全部都是我的喘气声。这几公里跑得比我平时跑一万米还要累。
9月6号，《新京报》用两个版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。宁夏迅速做出了反应，关停了企业，对企业负责人和环保局进行了追责。内蒙古恰恰相反，他们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体，做了一个颠倒黑白的报道。同时通过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，对《新京报》施压，对我个人施压。在这种双方角力的过程中，我再次跟中科院的专家、中国政法大学的律师一起到腾格里沙漠进一步取证。我要做最坏的打算，跟他们法庭上来对峙。
在博弈的过程中，国务院对这个事情做出了批示，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进入内蒙古、宁夏和甘肃，对整个腾格里沙漠进行普查。出了40多项的整改意见。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事件先后做了三次批示。因为这个事件，内蒙古、宁夏和甘肃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问责，有几十名官官员，包括高职厅级官员被免职。这些污染的所有的区域都按照环保部的要求进行了彻底的整改。
在去年的时候，腾格里沙漠的污染环境问题摘牌，也就是说它的治理是彻底地完成了。过去这些区域都是进行了基建，然后将要进行更扩大化的工业园区的建设。现在整个腾格里沙漠除了少部分通过治理以后继续生产之外，其他都已经停止了。整个腾格里沙漠恢复了它最好的一个状态。
腾格里沙漠的报道也在法律界、环保界，包括NGO圈里面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我的朋友圈迅速扩大，线索蜂拥而至。此后我又做了十几篇重大环境污染的报道。
实际上，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是企业污染监管乏力，还有制度设计的问题。现在的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和低评价标准，就是罪魁祸首。当然这里面有更多的权力的寻租。环保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，环评机构的存在是一个利益的勾连。所以说治标要治本，在制度设计上首先要标本兼治。
我也会关注一些其他地区的污染问题，比如台湾和日本，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径是跟中国大陆相似的，过去也是以污染为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法，后来才慢慢治理，现在还无法治理好。
2011年的时候，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进入日本，在那个地方待了十五天，发回了一系列海啸之后的惨状的报道。我更重要的关注到它的次生灾害，也就是大地震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被冲击后带来的次生灾害。在福岛方圆四十公里的无人区，就是我独家进入的这个地方。
当时的（辐射物质）浓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，我在这个地方停留了短暂的时间被劝回来了，然后做了这一篇报道。
离开日本之后，其实我一直惦记着这个核危机到底能不能解决。去年，也就是（地震发生）将近五年的时候，我通过NHK的帮忙重返这个地方。
现在有六千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核电站后期的救援。但是很多还是无法从现有的科技上解决，它的污染依然存在。过去五年，这里一片死寂，包括这个超市里面。
这个是中国水果，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牌子。
这也是超市。
这个是什么呢？
密密麻麻的，一个袋子大概1.6吨。日本现在在进行除染处理，也就是把受核辐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来，放到这个软性编织袋里面存放五年。那么五年以后怎么办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来之后，怎么存放又是一个问题，所以说他们就存放在福岛这个沿海的地方。
目前我们中国也在大力地发展核电，虽然日本是第三代核电，中国是第四代核电，相对来讲安全性要高得很多。但是当年日本也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，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实际上日本这个核的污染的问题，应该作为我们的镜鉴，值得我们去反思。
这个是在福岛目前生活的唯一的日本人——中村先生，他是全世界辐射量最高的人之一。可能比不了切尔诺贝利，但他是日本最高的。我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跟他住了两天，通过手机免提翻译来采访他。他非常信任我，他告诉我说你在我这没有问题，但如果你被核辐射以后的所有后果我不承担责任。
这个老人现在一直在日本这个地方照顾动物，我看到他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跟动物那种情感、那种自然是无与伦比的。
当然作为记者，我们有很多不能言说的东西，有很多报道的禁区，我们是怎么去应对的呢？天津大爆炸这张照片大家可能知道，（获得了）今年的荷赛奖，包括一些国内的大奖。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张照片。
我们《新京报》整个团队在第三天的时候接到上面的通知，要求必须全部撤离，不能够再进行追踪报道了。当时也是正好在“大阅兵”前夕，一切需要稳定。这个时候我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别人可以撤，我坚决留下。我可以不报道，但是我不能够停止记录，这是我的最基本的态度。
随后的一周、半个月和一个月，我都先后多次去现场记录它整个过程，包括上万个家庭受灾后的这种安置的困局。
《新京报》在这个过程中也连续给我发了多个版的报道。这些报道实际上也受到上面的严厉批评，但是报社一方面写检讨，一方面在内部来表彰我，鼓励我的行为。所以说我做的这些报道它不是我个人的力量，是整个团队的力量在支撑着我。
这个报道是在湖南，这个地方叫桃源。它这儿有一个铝厂，是全球民企五百强，是湖南省排前几位的纳税大户。它造成的癌症村，还有大量的水污染、土壤污染、森林污染，没有人去触碰它。后来我就做了一周的调查，做出了这篇报道。
这篇报道出来之后，这个企业的二把手给我打电话说：第一，你帮我把所有网上的稿子撤掉，因为网上的报道写的是癌症村，对他们刺激很大；第二，我是管钱的，我给你打电话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我说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其实他不知道我一般带着两个手机，一个手机免提，一个手机录音。然后我说，你继续说。他跟我说多少钱都可以什么什么的，跟我讲了很多条件。
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手记发出来了。
发出来之后他们恼羞成怒，通过他们的关系——有钱能使鬼推磨嘛——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给我写了二十条罪状，要求《新京报》道歉，要求把我清理出记者队伍，说我做假新闻。他们同时在官方微博、官方网站写文章攻击我，弄一大堆水军咒骂我。
后来我们报社领导王跃春找到我，跟我说这个情况。我说，我手里有更厉害的证据，足以让对方的这个负责人入刑。她说，那我们再去做追踪报道吧。当时《焦点访谈》找到我，说想做这个追踪报道，我说，正好我手里边有非常详实的证据，跟我走吧。第二天我们就进入了现场，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踪报道。
这个报道之后，当地的环保部要求他们做了24项整改，我还专门看了它那个24项整改的指标。然后，他们把所有的官方的网站、官方的微博污蔑我的内容全部撤下来了。这个事件也平静过渡了。
有一个省的县委常委，他是和我多次交锋之后成为朋友的。他说，陈杰，你是个好人，你能不能改行。我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太危险了，你这个报道影响了我们一大批官员，这些人都想各种方法构陷你，我听到都胆战心惊。
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。当时我做一篇报道的时候，接到了一个短信，他说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就打电话回去，他始终不接。后来春节的时候，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他说他是谁，他说现在这个事情风平浪静了，我敢跟你说了，谢谢你。还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，会在春节的时候还有平时不断地问我的状况，会给我寄咸菜，寄各样的东西。所以说我朋友特别多，这是我真正的动力，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最近大家知道的悬崖村这个事件。悬崖村在凉山彝族自治州，目前学界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区域，因为凉山是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，中国要求凉山在2020年脱贫。全国两会的时候凉山州委书记当场表态，说2019年脱贫，我做过直播。去年和今年，我在凉山很多地方做了调研。凉山，用一个著名的学者的话说，“三十年前是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”，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三十年以前。所以说用三年的时间解决三十年的问题是非常匪夷所思的。
这个地方叫阿土勒尔村，彝族居民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几。过去战乱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个悬崖村上面一夫当关。
这个悬崖村我是在一个更高的梯上拍的，向下那个楼梯的山层是中间的那一梯
伸出来的。进入这个村的这条路上面有十七个天梯，也就是藤梯。有的是垂直的，最高的一百多米，村民和小孩都从这个地方上下。实际上入村有好几条路。其中，一条路只有三个月的枯水期才能够走，而且也非常艰难；有一条路可能要走七个小时；另外的一条路已经废弃了。
这几条路死了很多人，包括这个天梯，近几年死了有十个人。我就特别想去看。后来我徒步五个半小时进入了这个地方。在这个地方采访之后，我了解到这个村里面有十八个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学里读书。这个小学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，但是一般外面人进来得三到四个小时才能上得上去。小孩的体能非常好，一般用三个小时就可以，像猴子一样爬得特别快。后来我就拍摄了天梯上的放学路。
这个男士叫陈古吉，小孩叫陈木黑，六岁。他每次接他儿子的时候要带着背包绳把他拴着，防止他滑倒。
这就是他们走的路，脚下都是万丈深渊。
我第一次走的时候非常害怕。当时为了做这篇报道，我从山上提前跟家长下来，然后从下面又把孩子送到山上再下来。因为我平时训练，抗风险能力很强，所以我胜任了这个采访的工作，视频、照片、文字，所有的东西全部搞定。
这就是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在上学的路上。当我用无人机拍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当时就震惊了。
后来我在我微博里说，希望我的这个照片能够打动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汇聚力量来改变这里的现状。
我是5月14号拍的，5月24号发的。正好汪洋副总理在凉山考察，因为凉山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。他看到这个事件之后，就跟州里面和省里面问这个事。结果他们哑口无言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，不知道这个现状。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。当天晚上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我，问，陈杰你要多少钱，帮我们做一个平抑舆情压力的稿子。后来那个中间人就把当官的说了一通，他说，你这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如实地把你的解决方案拿出来。
后来我电话采访了州委书记，采访了县委书记，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踪报道。州委书记表态要按照我的意见建一个带扶梯的道路。首先解决孩子上下安全问题；第二，让规划部门到这个地方设计一条道路，把四个悬崖村贯连到一起。实际上这里是四个悬崖村，有198个孩子在山上下来读书。这个学校在四个悬崖村里边是状况相对稍微好一点的。
在这个报道之后，全国的媒体、公益组织，还有官员频繁地去造访这个地方。但是我没有去，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态，我只相信行动。我每次打电话给地方官员的时候，问怎么样，路修了没。他说正在修、正在修。我问老百姓，修了没有，老百姓说没有啊。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，当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实地考察。
5月31号，我带着报社四人的报道组，带了视频直播的报道组一起去了。我们第一天做了七小时的直播。从学校到天梯路，就看你们到底修了没有。什么地方断的，什么地方没有护栏的，所有的这种危险的地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，同时给出解决方案。因为我找了专家谈了，著名的探险家杨勇先生跟我讲了很多解决方案。在直播的过程中，我把他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陈述了。
在6月1号到6号，我们先后做了十个版，再次把这个事情推到风口浪尖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四川省还几次想让我们停止这个报道，但是我们报社顶住了。我们的总编说了一段非常让我感动的话，她说，我们所有人欠孩子一条路，我们必须要做，再大的压力一定要让这条路能够通达。
在6月6号，孩子们上学的那一天，我们所有的视频报道组准备直播孩子天梯上学的这个路，那将是非常震撼的。但是在我们到达悬崖边的时候，村干部接到电话，县里面要求孩子们不能走天梯，必须要绕道走。我就跟着他们去绕道走。绕了六个半小时，走的都是断桥、隧洞、泥石流，所以天梯这条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条路。孩子们走下来之后说，我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。家长说，我宁愿不让孩子上学也不愿意再绕道了。
孩子一个个都累成这样。
实际上，悬崖村只是整个凉山问题的冰山一角，它也是我现在所做的社会影像调查的其中的一个点，我将以悬崖村这个点来展开更多的对当地的调研。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寻找解决方案。我们所有的报道不是批评政府，是跟政府一起探讨，找到一个解决方案。大家都要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这样的话才能够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。
作为这个职业的人，我最喜欢的是王尔德这句话：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。它将成为我职业的一种最基本的信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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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从旁观到介入」20160626 ·上海